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号


　　《广州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已经第11届104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林树森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广州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充分发挥道路功能，保障交通畅通，维护市容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因敷设、维修地下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公共广场、过街地下通道、内街以及桥梁、隧道等城市道路的，适用本办法。

　　东南西环、北环、华南快速干线等未移交市政管理部门的城市快速路的道路挖掘管理，适用《广州市城市快速路路政管理条例》。

　　未移交市政管理部门管理的住宅小区道路和大型企业建设的道路的挖掘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市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市和区市政管理部门根据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分工范围负责城市道路的挖掘管理。

　　公安、规划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同市政管理部门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未经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减少对行人和交通的影响。

　　第五条　确需挖掘城市道路的管线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1日前将下一年度的管线敷设计划报市市政管理部门，并同时抄送市规划管理部门。

　　市市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管线单位的管线敷设计划及城市道路养护、维修工作安排，制定挖掘城市道路年度工作计划，对全市挖掘城市道路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与管线敷设应当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并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管线的技术规范同步建设公共管线走廊。

　　市市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的年度计划前，应当建立协调会议制度，征求有关管线单位的意见。

　　市市政管理部门制定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的年度计划，应当自市人民政府批准道路建设计划之日起15日内，通知有关管线单位。有关管线单位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60日内，将管线敷设的计划报市市政管理部门，并在市市政管理部门统筹安排下实施。

　　第七条　各区市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市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挖掘城市道路年度工作计划和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的管线敷设年度计划组织安排所管理的城市道路的挖掘工作。

　　第八条　挖掘城市道路，应当到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经批准并依法交纳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挖掘修复费，领取《挖掘道路许可证》后，方可挖掘。
挖掘城市道路的申请、审批表格以及《挖掘道路许可证》等，由市市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和管理。

　　第九条　申请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挖掘城市道路申请表；

　　（二）市或者区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

　　（三）挖掘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四）施工方案；

　　（五）其他有关资料；

　　挖掘城市道路申请表应当包括挖掘的期限和面积。施工方案应当包括施工计划、机械配置、施工污水排放方式、余泥处理以及现场围蔽等内容。

　　因管线养护、维修或者抢修需要挖掘城市道路，不涉及规划变更的，申请人无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条　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接到挖掘城市道路申请后，应当进行现场勘查、确认，并会同市或者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未予批准的理由。

　　因挖掘城市道路需调整公共汽车电车交通线路或者站场的，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应当在作出批准决定前及时通知市交通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市和区市政管理部门应当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下列事项应当对外公布：

　　（一）市和区市政管理部门城市道路挖掘的审批范围；

　　（二）挖掘城市道路年度工作计划和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的管线敷设年度计划；

　　（三）挖掘城市道路审批的程序、时限、办理部门及承办人员；

　　（四）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地点、范围、类别及期限；

　　（五）其他需要向社会公开的有关事项。

　　超过500米的车行道挖掘以及超过1,000米的人行道挖掘，挖掘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公布之日起5日后方能挖掘；在主干道或者闹市区中心，对少于500米的车行道及少于1，000米的人行道挖掘，挖掘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公布之日起2日后方能挖掘。

　　第十二条　各区市政管理部门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市市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每月将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综合情况报市市政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市市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批准挖掘城市道路：

　　 （一）申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春节以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全市性重大公共活动期间挖掘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竣工通车、交付使用未满5年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未满3年的；

　　（三）在已建有公共管线走廊的城市道路下敷设同类管线的；

　　（四）申请挖掘但未提供合法文件或者提供资料不齐全的；

　　（五）申请人曾违反城市道路挖掘管理有关规定，经查处仍未整改完毕或者未履行处罚决定的；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不得批准挖掘的情形。

　　属于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申请人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应当向市市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向市市政管理部门提供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资料以及确需挖掘的理由。市市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5日内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同意挖掘的，申请人应当向市市政管理部门交纳3倍的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第十四条　市市政管理部门因本市重大社会活动或者重要工程建设等特殊原因要求提前结束城市道路建设工期，致使管线单位因未能同步敷设管线而确需挖掘交付使用未满5年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或者大修竣工后未满3年的城市道路的，可以向市市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向市市政管理部门提供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资料以及确需挖掘的理由。市市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后5日内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因气候、地质条件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挖掘期限或者扩大挖掘面积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挖掘期限届满前，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延长或者扩大的变更手续。

　　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因本市重大社会活动或者重要工程建设及其他特殊需要，确需变更《挖掘道路许可证》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的期限、地点及范围；因变更减少挖掘时间或者面积的，应当退还已收取的费用与实际所应收取费用的余额。

　　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因城市建设规划调整及其他特殊要求，确需取消《挖掘道路许可证》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取消的理由，并退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费用。申请人已有投入的，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

　　已进行挖掘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市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退场。

　　第十六条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因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但必须同时通知市或者区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且在24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审批手续。如遇节假日，补办审批手续可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第十七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位置、面积、用途及期限挖掘；

　　（二）在施工现场悬挂《挖掘道路许可证》；

　　（三）按统一规定设置安全护栏、交通导向标志及路障警示灯，并进行围蔽作业；

　　（四）当日挖掘产生的余泥，在24小时内清理完毕；

　　（五）施工污水经沉淀处理后，方可排入市政排水管道；

　　（六）敷设地下管线的，后敷设的地下管线避让先敷设的地下管线、压力管道避让自流管道、可弯管道避让不可弯管道，并且按规划埋设深度和管孔数量要求施工。

　　第十八条　在城市主、次干道挖掘施工的，应避开交通繁忙期间进行；横跨城市道路挖掘的，应当采用顶管技术等先进方式进行；纵向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根据各类管线的特点分段进行。

　　第十九条　挖掘工程施工的回填材料，应当采用石屑或者石粉，回填压实度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挖掘工程竣工后,挖掘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批准挖掘期限届满前清理场地，并报请原审批的市政管理部门验收。市政管理部门进行验收时，应当通知养护维修单位到场。验收通过后，养护维修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进场修复路面。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且可以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八条规定，擅自挖掘城市道路的，处以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2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二）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到规定期限又未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处以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4倍至5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三）违反第十六条规定，未补办审批手续的，处以3,000元罚款；

　　（四）违反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超面积、超期限挖掘城市道路，不按规定提前办理变更手续的，处以警告，并可对超出部分处以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1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五）违反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未按统一规定设置安全护栏、交通导向标志及路障警示灯，并进行围蔽作业的，处以1,000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因施工损坏道路附属设施、地下管线设施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市政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批评、通报批评或者行政处分：

　　（一）违反第十条规定，未及时审批或者作出不予批准挖掘决定未告知申请人理由的；

　　（二）违反第十二条规定，未按要求进行备案的；

　　（三）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

　　（四）未按第二十一条规定进行行政处罚的。

　　第二十四条　增城市、从化市城市道路挖掘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医疗公证”的理性思考

李生峰


摘 要：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医疗公证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医务人员轻装上阵，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疗机构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但是，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对医疗公证的内容，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而且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又缺少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督，必须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合理解决医疗风险问题。
关键词：医疗公证，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利与弊，服务质量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与一般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相反，因而被称为“举证责任倒置”。加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理》）的颁布实施，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风险责任增大，就会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所带来的赔偿等责任。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1999年3月4日我国武钢二医院成功地为87岁高龄的患者周梅根实施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术，这是我国首例经过公证的手术。 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各地医疗机构纷纷效仿。医疗公证（medical notarization）便成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个亮点，褒贬不一。医疗公证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按照公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申请，对法律行为或者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证明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非诉讼活动。公证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预防纠纷、维护法制、巩固法律秩序的一种司法行政手段。”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所谓医疗公证应该是公证机关根据医患双方的申请，为划清医疗风险与责任，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法律行为、事件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一种非诉讼活动。
一、医疗公证产生的社会背景
过去，一般的手术医疗程序由院方决定，要不要手术或施行什么程度的手术都是医师说了算，病人在手术前对手术风险一无所知。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成功预期和对医院的健康保证预期日益提高，于是因术后的不良后果引发的医患纠纷多了起来，患者往往将责任全部推向医方，认为自己虽然同意手术，但并不知道术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手术同意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一般将手术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列出，有的较详细的还将各种风险的几率列出，然后让患方逐条看明，最后在患方完全同意并签字的情况下手术才可以进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手术同意书的主要作用是得到实施手术的许可。但实践中，往往医师交待病情不够，敷衍了事，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作例行程序。结果，发生了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是非难以判定。随着“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医疗机构的风险意识提高了，于是，就产生了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二、医疗公证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认知医疗风险、分担风险责任的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以下案例：
周梅根，男，87岁，武钢交运公司退休职工。患有股骨颈骨折。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的疾病，由于股骨颈的血液供应差，常常难以愈合。因此，医生对于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常用人工股骨头置换术。面对这样一个高龄、高危的病人，医生们给他进行了周密的术前准备：心电图发现病人有心肌缺血，房室交界性早搏；肺功能检查显示有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内科会诊诊断为肺心病、心功能不全、慢性支气管炎并肺部感染、右上肺结核。在住院期间，老人又两次发生疝嵌顿，都经过值班医师手法复位还纳。武钢二医院外科医生们经过讨论，认为股骨头置换手术中麻醉风险极大，医生对此存有顾虑。然而，疾病的折磨使老人痛不欲生，这位在60年代就为武钢建设作出贡献、曾获得武钢公司劳模和标兵称号的老人完全失去了生活兴趣，曾先后3次在病床上自缢，都被家属和同房的病友发现。自杀不成，老人就绝食，看见老人在无情地自我摧残，家属看在眼里，心如刀绞。就技术而言，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并不是难度特别大的手术，该院已有数十例手术成功的经验，完成这样一例手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面对这样一例病情复杂的高龄病人，加上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又有谁不害怕呢？最后，患者亲属经协商决定，为了使医生解除后顾之忧，为亲人解除痛苦，明确提出来要进行医疗公证。1999年3月3日，病人的儿子周林祥和武钢二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随后，医院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论证，制定了周密的麻醉和手术方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可见，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临床上又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和诊疗措施。医院有顾虑，执业医师也有压力，手术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但是，患者或患者家属又强烈要求实施手术。所以，医疗公证是化解风险、避免医疗纠纷的一种新尝试。
第一，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医疗机构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患者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所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就是指临床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患者，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医疗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行决定取舍的一种权利。 我国的现行医疗制度中，很多做大手术的患者一般是不了解手术同意书的内容的，手术同意书由亲属签字。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不至于影响诊疗、手术和术后病情的调理和恢复。但是，医疗手术的风险（包括死亡）由患者承担，而患者又不知情，这与我国的基本法精神相违背的。事实上，只有患者本人才拥有对自己生命健康的取舍权。因此，施行手术或者特殊治疗，必须首先征得患者本人意见（除非患者意识不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在西方国家，不管医疗费用由谁承担，在手术协议上签字的都应该是病人自己，除非病人失去了这种行为能力。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提供真实而充分的信息给患者，包括诊断结论、采取的治疗措施、手术方案、相应的疗效、手术成功的机率、潜在的风险、防范风险的预案、可能的并发症等。医方应尽可能地拟订多种治疗方案供患方选择。当然，医务人员应注意告知的“技巧”，要考虑患者的文化水平、语言背景、理解能力、知情程度、意识状况、环境压力等。医疗公证实际上就是对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与同意的法律证明。主要是对病人、医生双方都有一个约束，既避免病人在手术之后变卦，也避免医生篡改手术同意书。
从根本上讲，医患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能将医患双方利益统一起来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态度。患者首先应当信任医方，同时也必须清楚，很多手术都是充满一定风险的，医方事先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出现意外，如医方没有过错的，患者或患者亲属应当按医疗公证的约定，理智地对待不幸的后果。
第二，有利于医务人员摆脱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可以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面对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出，医疗机构也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新《条理》也改变了过去的医疗损害有限“补偿”规定，明确提出了医疗损害赔偿的概念，并将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纳入了“民事责任”范畴。医疗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由几千、几万元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不考虑手术的高风险和医疗成本。保守治疗、“防卫性措施” 将在无奈之中膨胀。过去遇到一些技术上尚需探索的高风险手术，纵然患者有强烈的求治愿望，医生也有恻隐之心，但由于医疗、舆论、法律带来的顾虑，医师大多数望而却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的执业道德受到挑战。医疗公证使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消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无疑为过去医生不敢治、病人愿意治的病提供了一定的治疗机会和法律保障，同时也维护了危重病人接受治疗的权利。
第三，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一旦发生经过公证的医疗意外，医患双方可以根据事先约定的责任及时、彻底、妥善解决纠纷。
任何纠纷的最终解决都要靠证据。医疗纠纷争执的焦点是证据的采信度，为掩盖真相、弥补漏洞、逃避责任而篡改病史的行为在医院已司空见惯；对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所以，单方面提供的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往往受到质疑。况且医学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很多疾病的治疗都不尽人意。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有些疾病还达不到“证明”的水平。医疗公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者站在法律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裁决，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彻底、妥善解决。
第四，医疗公证是对高风险诊疗保障机制的有益探索。
没有病人自愿承担风险的精神，也不会有医学的进步、诊疗技术的提高。签订医疗公证，让医生敢于做手术，放心做手术，对医院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攻破医学难题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院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三、医疗公证存在的问题
公证作为一种司法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与采用。医疗公证是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很多弊端需要我们探讨。
第一，从主观上看，医疗公证有“乘人之危”之嫌。
表面上，医疗公证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合理分担医疗风险的一种措施。事实上，在医患关系矛盾体中，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患者方对医疗知识和医疗规则知道的毕竟很有限，是绝对的弱势群体。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术），怎样治疗（手术），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对患者来说，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拒绝医方的要求，患者就会冒更大的风险，甚至死亡。在签订医疗公证的过程中，患者方基本上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不可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所以，进行这种风险公证，医方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第二，从内容上看，医疗公证使患方承担更多的风险，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很不对等，显失公平。
医方与患方签订医疗公证，把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生命，交由医务人员去处理，当手术失败，导致病人残废、死亡等严重后果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这实质上是以所谓的“合法”形式，达到规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医疗公证把应由医方承担的风险，转嫁到患方的身上，这是玩忽职守，违反社会公德，有推卸责任，明哲保身之嫌，这对患方是显失公平的。
公平原则实际上是商品经济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平观念也就是社会道德的观念、正义的观念。从民法学理论上讲，医疗公证的免责事由，是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约定的，法律一般承认其效力，但是，为了追求公平，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以下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三，实践中，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缺少医疗质量的有效监督。
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后，医方的思想包袱解除了，而患方的压力更大了。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至多也只是列举了一些一般性的服务类型，无法达到面面俱到，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总是操纵在医方手中，医方是否提供了适当的医疗服务，完全靠道德和良心来约束，因为目前我国尚无医疗质量监督机构，谁来“公证”医方的医德和医术呢？所以，怎样从法律上来规范医方的服务行为还是个问题。“教育广大卫生人员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仍是一个“软”指标。
四、医疗公证所引出的法律思考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医疗公证产生以来，利弊参半，褒贬不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说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已经得到深化，而医事立法相对滞后。
第一，公民对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有处分权，医疗公证行为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医疗法规的立法，保证医疗公证内容的公平合理，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控体制建设。
第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在满足于求医问药，而是追求自身的保健、长寿，医疗服务质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医疗公证既是医患双方相互信任度低的无奈之举，也是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体现。公证书不是判决书，“公证”在法律上只是起到加强证据的法律效力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由于渎职而导致医疗事故，患方也可以根据公证书进行索赔。
第三，医疗公证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医患纠纷，如何合理解决医疗风险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如美国）的办法，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 ”，把医务人员因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强制纳入商业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从而建立起一个由医方、患方和保险公司共担风险的风险理赔机制。这样，既能保护医方利益，使执业医师敢于冒风险，积极探索医疗技术的创新；又能保护患方利益，最大限度地使患者得到赔偿，并避免医务人员为了自我保护而选择对医方最安全的保守治疗方案或不予治疗等对患方不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