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案：贴标签与站好队
杨 涛
“王斌余把我们的社会撕裂成了两半”，有人在报纸这样惊呼。是的，围绕着该不该判处王斌余死刑，整个网络分成了两大阵营，相互打起了口水仗，互不相当，互相指责。
有相反的意见，并展开辩论，这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本来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不过，吊脆的却是，对王斌余案件的讨论，从开头就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大多数人仅仅关注的王斌余“农民工”身份的本身，因为他是一个农民工，所以他就是一个弱者，进而为弱者说话就代表着正义。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贴上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那么他所作的事情都可能是弱者在维权，支持他就意味着道德正确。至于王斌余杀死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当时是为什么引发杀人的细节并不重要，整个杀人的过程也不重要，被杀人的四条鲜活的生命当然更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因为他具有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所有为王斌余说话的人都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进而，在身份标签的强大的暗示效应面前，网络社会相当多的人开始放弃思考，放弃对于这个案件中具体细节的思考，放弃对这个案件中的法律问题的思索，放弃案件的社会的成因和对社会制度的拷问。他们开始选择在身份标签的后面进行自动的站好队，站好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社会同情弱者的人总是占大多数，而王斌余已经由“农民工”的标签赋予了其弱者的身份，那么所有认为自己道德上应当有优越感的人都会站在支持不判处王斌余死刑的一边。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也许本来是要从个案中的具体细节来考虑王斌余这个社会弱者在本案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他们害怕孤单，他们害怕自己在网络社会遭人嫌弃，他们也要争取道德的优越感，于是也选择了站在支持者的一边。
曾几何时，我们看到了这种身份标签的满天飞；曾几何时，我们看到了汹涌的网络人流急不可待的站队的情形。当年，刘涌的犯罪事实罪该不该死同样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贴上了“黑社会”的身份的标签，于是他可以在人们并不需要看他的具体犯罪事实时候，他就注定了应当死，人们也早就在这个标签指引下自动站好了队。尽管，这里我重申，我认为改判他死刑并没有错。
身份的标签是重要的，用这种身份的标签初步来识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益的，但用身份的标签而抛开具体的事实与案情，来识别具体的个人的善恶与事情的对错是可怕的，用这种身份的标签决定站队立场正确与否的标准更是恐怖的。身份的标签往往培养人一种非常简单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和标准，往往让人陷入一种非常偏执的思维，使身份与人的行为完全等同，并且一旦他们的思维形成，即使事实发展并不是其原先所说的一样，他们仍将固执已见利用各种理由来维护自己先前的观点，贴身份的标签的意识常常让人失去反思的精神。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生活重新陷入浩劫中，请记住，“文革”期间我们的前辈做的事情，“地富反坏右”这样的标签使得他们所有的行为都被评判为都是反人民的，当然摧残这些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所有行为都认为是光荣与正确的，后来发展到极至便是“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们都不想过“文革”那种人性被摧残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挖出那些让我们曾经陷入黑暗的根子和幽灵，我们很难说我们永远逃脱了那种梦魇，也很难说我们思想和社会文明有了进步。然而，眼下，我还看不到贴标签与站好队的思维有好转的迹象，随着媒体对王斌余案件报道的深入，案情越来越清楚，在一些学者也逐步修正自己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观点的同时，大多数原先支持不判处王斌余死刑的人仍然至事实于不顾，以王斌余杀死的是包工头的“狗腿子”，王斌余是梁山好汉为其强词夺理。看来，判不判处王斌余死刑真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扭转国人戴上有色眼镜，见人就贴标签，而后匆匆站好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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