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
---兼论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修改建议

颜文俊

内容提要：告知义务制度对于保险合同的缔结扮演重要角色。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了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但现行《保险法》对于告知人范围、告知方式、告知事项范围、违反的主观要件及后果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尽如人意。本文试对保险告知义务制度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关的修改建议。
关键词： 告知义务

引言：
保险人作为集中危险和管理危险之人，为维护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人需排除不良危险。而保险标的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保险人无法对承保标的进行全面了解，投保人作为利害关系者则通常知之甚详。为了使保险人能够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就合同的缔结做出意思表示，投保人负有提供与合同缔结相关的一定信息义务，以求合同的实质自由。如果投保人对缔约的信息告知不充分、不真实，则势必影响保险人对事实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肯定有失公平。因此告知义务制度对于保险合同的缔结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保险法》第17条建立了告知义务制度：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告知义务制度在告知人范围、告知方式、告知事项范围、违反的主观要件及后果等方面的规定都存在缺陷。本文将针对这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一、 告知人范围
保险合同和一般合同相比较而言，较为复杂。除保险人与投保人这一合同当事人外，还有合同关系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及合同辅助人——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一般来说，投保人恒为告知义务人，但被保险人是否为告知义务人，各国立法例不尽一致。《瑞士保险合同法》第4条，《法国保险合同法》第15条均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虽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但第79条第一项又规定：“依本法各条之规定，若要保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具有重大之法意义者，于为他人利益之保险时，被保险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亦为考量之因素。”此外，在生命保障章中第161条及以外伤害险中第179条第4项均有类似的规定。换言之，《德国保险契约法》中有关“要保人”之用语，基于第79条之规定，有可能同时并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日本商法典》对“损失保险”的告知义务人规定为“投保人”；而对“生命保险”的告知义务人则规定为“被保险人”。《韩国商法典》第651条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我国《保险法》17条规定仅“投保人”负告知义务。
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一人，那么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应无问题，但若两者不一致，被保险人是否负保险义务则成为问题。笔者认为被保险人应负告知义务。因为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通常即为被保险人，如果两者不为同一人，被保险人作为财产标的所有权人或权利人，对标的物的状况了解最为详细；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人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的客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了解最为透彻。因此不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应当负告知义务。

二、 告知方式
关于告知的方式，学说及其立法例上有“询问主义”和“自动申告主义”之分。“询问主义”是指投保人仅就保险人所询问的，且以对于危险估计有关系的事实，据实告知于保险人，至于询问以外的事项，虽有重要性，投保人亦不负告知义务。 “自动申告主义”是指投保人应为告知事项，不问自己确知与否，皆须尽量告知保险人，并须与客观存在的真实事项相符，以便保险人据其告知，以为估计危险之标准，从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不以保险人书面询问之重要事项为限，对于未为书面询问之重要事项亦负有告知的义务。 我国目前《保险法》第17条采用了“询问主义”。
学者多认为，“询问主义”或者“自动申告主义”的采行，与一国国民对保险的认知程度有关。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以采“询问主义”为宜。 由于在“自动申告主义”中保险人没有询问义务，被保险人要自己确定哪些事实重要，在重要事实认定方面承担过失责任。而鉴于要判断投保人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判 ，对于不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显然要其承担恰当而准确的判断责任是勉为其难的。保险人作为负责集中和管理风险的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承担确认告知义务人所要告知的内容范围的责任。就我国保险也发展现状和国民保险认知程度而言，确定“询问主义”无疑是较为妥当的。
我国《保险法》虽然确定了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的询问履行告知义务而不负自动申告义务，但就询问的方式究竟为口头还是书面的，未作任何规定。在保险实务上均在投保申请书中，特设告知栏，或在申请书外另定告知书，栏内或书中以书面记载一定的问题，要求投保人据实回答，即所谓“询问表”制度。《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8条第1项规定：“保险人依明了且以书面之询问有疑义时，推定为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询问表的效力，但解释上应认为询问表记载的事实，推定其是保险人询问的内容。

三、 告知事项范围
关于告知事项的范围，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确立“重要事实”之范畴和规则后，被其他国家保险立法所仿效，只要是重要事项皆须告知，并把“重要事实”定义为“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情况”。我国《保险法》没有明文规定“重要事实”的概念，而是从保险人询问的角度来界定事实的重要性判断标准，即保险人询问的事实都假定为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人应当如实回答询问的问题。
保险人作为危害承担者是决定是否承担危险或以什么样的条件承担危险的最佳判断者，让保险人负担相应的注意义务以决定哪些事实需要核实，是合理的制度选择，这也符合告知义务人仅仅承担协助保险人收集信息的告之义务制度的最初目的。如果让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负担那些用以判断对保险人来说哪些事实重要的交易注意，对保险外行、商业外行来说无疑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认为保险人询问的每一个事实都是重要的事实，那样同样不合理。因为，保险人为了降低自己负担判断哪些事实重要的注意义务的可能的风险，会尽可能扩大询问的范围，询问一些与保险危险评估来说没有实质联系的问题，只要义务人的回答有所偏差，保险人就可以以此抗辩，来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所以，应当对询问都重要的假定加以适当的限制。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规定何为重要事实时，加入了一个“谨慎保险人”的概念。对于一个谨慎的保险人来说，如果某一事实存在会影响到他对风险的推测，那么这一事实就是重要事实。 根据英国有关保险判例，所谓谨慎保险人是指与当时市场上其他保险人具有相同的知识、经验的保险人。这是一个拟制的客观标准，它是根据有关保险行业中整体上一般的知识水平、习惯做法、经验等确立的抽象保险人标准。 笔者建议我国《保险法》第17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引入“谨慎保险人”这一标准。这样使告知义务的履行标准确定，有利于公平合理保护被保险人权益。此外，“谨慎保险人”认为的应当告知的内容，囿于其范围之广泛及立法技术之限制，则无法一一于立法条文中列出，在各国立法例中概不例外。 我们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现代保险经营中的做法，保险监督机关基于准司法的地位，对各类保险聘请专家拟定询问准则以便保险人遵循此准则询问投保人。而由专家拟定的询问准则即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需要告知的重要事实。各保险公司可另外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告知其他事实，但不视为重要事实。

四、 违反的主观要件与法律后果
依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类。过失与故意两者的法律性质迥然，法律后果不同。故意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项，明知其情形，而故意不为告知或虚构事实诱导保险人。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者，说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有欺诈行为，此时保险合同的性质属民法上因欺诈所订立的合同，保险人可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自始无效，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应视为是对投保人缔约过失的一种经济惩罚，不适用民法上有关解除合同恢复原状的规定。过失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实，知悉或应该知悉其情况，但因过失而未能告知。 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可能是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有关知识了解不够，或者不能正确理解“重要事项”的内容，或者是因为马虎未能知悉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因此，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不能看作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法》第17条还规定了故意与过失违反之间不同的重要性判断标准，一切故意违反的没有如实回答询问的，都构成违反；对于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的，只有那些“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才构成违反。我国《保险法》对违反构成主观要件的规定有明显缺陷。《保险法》规定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不实告知违反义务不容质疑，而过失要件则有失偏颇。《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项，以恶意为主观要件；《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第1项，以故意为主观要件。即使规定过失为主观要件的日本法也仅仅采用重大过失说。《日本商法》第644条第1项及第678条第1项，都规定告知违反的恶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因为对于没有丰富的保险知识，甚至缺乏保险知识的投保人来说，一般过失与轻微过失就构成义务违反，无疑是对他们施加过高的交易注意要求，所以“重大过失”足矣。本文“重大过失”指的是对于保险人基于谨慎保险人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出的重要事实告知事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予告知或错误告知。如果未告知非因义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保险人无法证明义务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人就没有权利解除合同。虽然我国《保险法》中有关过失主观要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因果关系要件的“严重影响”规则进行了功能上的弥补，但“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的规定既过于笼统又将标准交由保险人决定，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护不力。我国《保险法》应规定只有故意与重大过失才构成义务违反，对于一般过失与轻微过失而未为告知的，可以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41条、《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2条规定，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但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不同意，保险人可以终止合同；事故发生后可以按比例减少保险金支付额。

五、 修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对《保险法》第17条提出修改建议，相应的法律条文修改如下：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国家教委 国家民委


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家教委 国家民委




现将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发给你们。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根据本地情况，认真研究落实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扶持下，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和教师数均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大幅度增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程度有很大提
高。40多年来，各类学校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造就了一代新型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成为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为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
献。
但是，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内地相比，仍然较为落后，特别是与当前加快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当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很不适应；大约占少数民族人口2／3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明显低于
内地，其中占少数民族人口近1／3的地区的教育发展尤为困难。
为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发展民族教育的经验，并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
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把我国民族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要充分认识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55个少数民族有912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部国土的64％，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幸福，而且
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根据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是当前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从培养民族人才、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
的素质入手。这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提高对这一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速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民族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结合各民族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加强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近、现代以及国情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和信念。
全国中等和中等以上的各类学校，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充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学内容，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反对民族歧视的教育，进行无神论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
要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挑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的教育，提高学生抵制民族分裂活动的自觉性。
要认真执行《宪法》规定的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更不能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实施义务教育的活动；不得在校内进行宗教活动。
发展民族教育，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多数人信教的民族地区，要注意发挥宗教界爱国人士在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募集办学资金、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的积极性。
三、发展民族教育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
我国的民族教育，就其范围来说，是指对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成员所实施的教育。要在党和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指导下，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各
地要根据当地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同程度，合理确定和调整本地区各级各类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以及教育结构和办学形式。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办学效益，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作为现阶段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从实际出发，制定好“八五”计划和今后十年教育发展规划。
90年代，是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完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所确定的教育发展任务。民族教育的发展一要打好基础，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新的发展和提高；二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
明确办学的路子，使民族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三要努力缩小目前困难较大的民族地区同全国教育发展平均水平的差距，使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教育的发展相适应，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要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目前，初等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地方，要抓紧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在少数办学确有困难的地方，可以先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少先做到一户有一个合格的小学毕业生；同时要调整好初中的布局，有计划地办
好所有初中。
积极发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八五”期间，少数民族较多的县（旗），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口稀散的地方，可办在地区（州、盟）所在地；同时，要重视举办比较切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少
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镇），要办好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积极开展短期实用技术培训。要加强普通中小学的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教学，并有计划地将一部分民族中学和普通高中改办成职业中学或综合中学。力争把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办成具有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现代文明和推广实
用技术等多种功能的中心。
在一些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地区，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引入职业技术教育的因素，把学文化和学技术早期结合起来。有些地区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家庭经营、家庭理财以及改变落后习俗所需要的教育。民族地区的县、乡两级政府，要积极实行“三教统筹”和“农科教
结合”，实施“燎原计划”，通过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大面积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增强他们吸收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落实“科教兴农”战略，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要优先办好民族师范学校，尽快提高民族教师队伍的水平。要改革招生与分配办法，定向为山区、牧区、有特殊困难的边远民族地区，单独举办师范班。注意加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教育，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改革教学内容，使毕业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能教文化课，
还能掌握一两项当地生产适用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师范专科学校，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办成以培养师资为主，多科类、综合型的师范专科学校，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部分迫切需要的专门人才。
民族地区的办学形式，力求符合当地的实际与需要，灵活变通，既要考虑学校的规模效益，又要适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特点，以方便少数民族子女入学。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地方或经常流动的牧区，学校的布局要相对集中，从一定年级起举办寄宿制学校。在民族杂居
地区，提倡不同民族学生合班或合校分班上课，风俗习惯不同的，可以分餐、分宿。对风俗习惯有特殊要求的少数民族，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对散杂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各级政府要给予足够重视，切实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实际困难。
要利用广播电视等手段，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八五”期间，国家教委要争取安排卫星转发器，开通民族教育专用频道，建立民族文字音像教材编译室，编制与民族文字配套的音像教材。
重视和发挥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八五”期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适度发展、优化结构、改善条件、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上。要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的大专层次的经济、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国家教委和中央部委以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所属的高等院校，要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继续办好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每年都要坚持选拔一定数量的有实践经验的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到高等院校学习，为把他们培养成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打好坚实的基础。在一定时期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对少数民族考生
仍需继续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和适当降分录取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多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一定数量的中、高级专门人才。
民族学院在历史上为培养民族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应继续办好。当前除重点办好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科、专业和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培训外，还要办好大学预科。民族学院现有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要积极改善办学条件，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民族地区急需的一些专业，要
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地设置。
四、发扬优秀传统，扩大开放交流，鼓励相互学习，促进共同繁荣
发展民族教育要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扩大民族间、地区间的交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大力推广普通话。民族学校的教学语言文字政策的具体实施，主要由各省（区）
遵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有利于各民族的科学文化交流的原则，根据多数群众的意愿和当地的语言环境决定。要提倡汉族青年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医学等，以利于各族学生增进了解，广交
朋友，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要加强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扩大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五、坚持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多渠道增加民族教育的投入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认真抓好。要广泛深入宣传“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支持教育。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基础教育要实行由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以充分调动广大群
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办学的积极性。各级各类民族学校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西藏教育有特殊困难，全国要给予支援，要认真办好内地西藏班（校）。困难较多的一些省（区）的民族教育，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给予必要的扶持，首先要逐步增加地方财政支出中对民族教育的投资比例，力争做到“两个增长”。中央和省（区）财政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有关规定，设立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国务院决定中央财政每年拨给民族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由现在的2000万元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有所增加；各省（区）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数额，由省（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家拨给民族地区包干经费中的“三项”补助经费（民族地区机
动金、边境地区事业建设补助费、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各省（区）要增加用于发展民族教育的比例。
目前，全国尚有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这些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教委和国家民委也要通过多种形式重点扶持这些地方的教育事业，使其逐步改变落后状况。除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外，各级政府要动员本省（区）的力量，参照“智
力援藏”的办法给予扶持，包括选择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的中等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为经济落后、教育发展有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多培养一些质量较高的人才。要鼓励和组织内地省、市对部分省（区）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县实行对口支援协作；同时，鼓励和组织本省（区）
内经济、教育较发达的县、市同本省（区）少数民族贫困县对口支援协作，以加快贫困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要认真抓好民族文字教材编译出版和审定工作。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除省（区）财政拨专款给予支持外，要改革管理体制，按照“以教材养教材”的原则以盈补亏（即用出版汉文中小学教材的盈利补贴出版民族文字中小学教材的亏损）。跨省（区）使用的教材，由国家教委组织
审定。本省（区）使用的教材，由省（区）教委组织审定。未经审定，不得作为教材。
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从长远考虑，民族教育要发展，必须培养本民族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各地要加强民族教育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要有计划地逐步培养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熟悉教育规律、善于从本地区本民族实际出发、能够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的民族教育行政管理干部，这是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要采取学习进修、挂职锻炼、干部交流、参观考察等形式，抓紧培养各级民族教育干部，尽快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并把锐意改革、政绩突出的干部充实到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来，从中造就一批少
数民族的教育家。
七、加强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做好民族教育的立法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这是搞好民族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过问民族教育工作，把民族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有关领导同志要及时研究民族教育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探索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发展新路子。
要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抓紧拟定《民族教育工作暂行条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制定《民族教育法》，使我国民族教育工作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



1992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