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晋政发[2008]13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4月3日召开的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省第九次党代会和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部署,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省人民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五、省人民政府实行省长负责制,省长领导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副省长协助省长工作。
　　六、省长召集和主持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省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省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省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省人民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在省长领导下,负责处理省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省长出差或出国访问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省长代行省长职务。
　　十、各厅、各委员会实行厅长、主任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各厅、各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审计厅在省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省人民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团结一致,维护法制和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省人民政府要确保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结合本省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三、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十五、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经济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地方性法规议案、政府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等,由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十八、省人民政府各部门提请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十九、省人民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一、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二十二、省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向省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政府规章,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政府规章应当依法及时报国务院及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政府规章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二十三、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两个及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
　　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和协调性审查后,方可公布施行。
　　二十四、提请省人民政府讨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审议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草案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五、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六、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七、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特殊需要保密的外,均应及时公布。
　　二十八、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和省人民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二十九、省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政府规章;自觉接受省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省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三十一、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省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市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三十三、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阅批、接待重要的群众来信、来访。
　　三十四、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五、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六、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送礼和宴请,不得用公款旅游或变相用公款旅游。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七、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三十八、省人民政府实行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制度。
　　三十九、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由省长、副省长、各厅厅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组成,由省长召集和主持。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省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省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
　　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由省长、副省长、秘书长组成,由省长召集和主持。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省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政府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草案;
　　(三)通报和讨论其他重要事项。
　　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三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一、提请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省人民政府分管副省长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省长确定;会议文件由省长批印。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四十二、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秘书长不能出席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或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向省长请假。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列席人员请假,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汇总后向省长报告。
　　四十三、省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省性会议,不以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召开,不邀请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全省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四十四、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省人民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除省长、副省长、秘书长交办事项、紧急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省长、副省长、秘书长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省人民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在规定的时限内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四十五、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公文,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转请其他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核批,重大事项和监察、审计方面的事项报省长审批。
　　四十六、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发布的命令,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省长签署。
　　四十七、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发文,经省人民政府分管副省长审核后,由省长签发。
　　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由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签发;如有必要,可由省人民政府分管副省长签发或报省长签发。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省人民政府批转或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四十八、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实行公文限时办结制,减少公文办理层次,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四十九、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省人民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省人民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省人民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五十一、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五十二、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十三、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程序。
　　五十四、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不为下级机关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五十五、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副省长、秘书长出访、出差、休假,应事先报告省长,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通报省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
　　省人民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差、出访、休假等,应事先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报告,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省人民政府领导报告。
　　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述评

金亮贤
（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犯罪人；刑事法律制度；刑法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竭尽彰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认真分析，揭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原因，探寻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及诉讼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代化以及进行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
犯罪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统治阶级都会对那些违反统治关系和现有秩序的行为根据自己的容忍度作出犯罪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刑罚手段施加惩罚以求达到预防和减少这类行为、维护统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是犯罪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家本着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我国刑法典及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和认定作了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也先后通过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规定、解释或批复。从立法上充分彰现了对未成年人反社会群体宽容与关怀的刑法精神。
首先，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阶段细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三个阶段：一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将“已满14周岁”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起始点，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排除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严惩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依据规定，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有故意触犯以上八大犯罪或者在《刑法》分则中以这八大犯罪认定的，才能称之为犯罪人并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不管这些行为甚至是比八大犯罪祸害尤烈，也不认为是犯罪，不得适用刑罚加以制裁。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不过，他们属于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列。
其次，对未成年人实施较轻微的涉暴、涉财和涉色行为，亦不作为犯罪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刑法第17条规定的，应根据案件情况慎重考虑。诸如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盗窃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等三种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也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以及向未成年人获取少量财物的案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既便将此类案件以抢劫罪提请逮捕、移送起诉，而检察机关普遍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已满16周岁的一般作出有罪不诉；不满16周岁的一律认定不构成犯罪，作出无罪不诉。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和量刑制度
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一项通则，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早在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便在《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必须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作为一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理想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原则。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它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得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其实，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附加刑当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也是对之无法适用的虚置刑罚。有的学者通过对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体现的精神分析认为，对未成年人同样也无法适用无期徒刑和罚金刑。因为，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的最高刑只能是无期徒刑，但刑法又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无期徒刑的从轻或减轻只能是有期徒刑而不可能仍然是无期徒刑。同样，未成年犯罪人没有收入来源，如果对他们适用罚金刑，只能是让他们的监护人支付，无形之中就把该附加刑移置于监护人身上，这样一来又违反了“反对株连，最责自负”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未成年犯罪人，从法理角度，依照现行刑法规定分析，只能适用主刑，而且只能适用主刑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不得适用附加刑，未成年人犯罪所能适用的刑罚无论从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远不及成年人犯罪宽泛和严厉。
三、我国未成年人的诉讼和执行制度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正案。尽管这次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比如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的改革和完善上，但是在本法第14条、第34条、第152条当中对未成年罪犯在讯问、审判和委托辩护等方面都作了相应规定，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北京规则》“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国际少年司法审判要求。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3月25日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公安部早已在1995年10月23日就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它们都遵循了“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积极采取“综合治理”方式调动各方参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在刑法学理论上，有的学者还极力提倡和营造“学校批评”式的审讯环境。在执行制度上，除了《刑诉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等内容，许多地区正在司法实践中极力推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或“社区矫治”的刑罚转置方式。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在诉讼、执行、帮教等方面都作了宽容性规定。
综观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诸如“惩罚为辅、教育为主”、“从轻减轻处罚”“不公开审理”“分开关押”等原则和措施之外，在刑事政策上集中体现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打击面”的重要原则。应该讲，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和所体现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但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物质、文化和教育水平呢？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允许将大量的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用刑事责任年龄等刑法措施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呢？一方面已经是排除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另一方面是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的比例却又不断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越来越轻宽，另一方面是隐性未成年人犯罪群体越来越壮大及许多未成年犯罪人演变成为“常习犯罪人”。严峻的现实清楚表明，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论是刑事立法本身还是刑事司法实际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一系列矛盾。
四、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尴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现代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合理化问题，它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更有效地达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之刑法和刑罚目的的过程。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既是刑法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离不开法现代化的背景，更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这里不花太多笔墨去讨论其他背景问题，而是仅就刑事法律的思想和制度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1、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 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毒品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因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2、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国际要求。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置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
3、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少年法院。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少年法院。世界上很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司法体制，设立了少年法院，如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美国伊利洛斯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等等。我国在1984年开始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设置了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之后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少年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已经很难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建立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专门的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处理，对于全面、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就目前而言，除了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建立少年法院的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现在的关键是巩固少年法庭的地位和作用，把少年法庭从刑事庭中独立出来，在机构、经费、人员上给予充分保障，待条件成熟了，再设立少年法院。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味地把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或者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确途径，倒是一种欲盖弥彰逃避问题的消极做法。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张福森主编：《各国司法体制简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单张宗等主编：《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4]郭成伟主编：《中外法学名著批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田宏杰著：《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6]刘家琛主编：《刑法总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